很多基层岗位为什么会有5年服务期?

很多基层岗位为什么会有5年服务期?

强调五年服务期,避免大家嫌钱少、累跑路只是表象,根本上是为了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
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,对于体制来说,是至关重要的。
不只是出台基层岗位五年服务期的规定,甚至是用“铁饭碗”的终身制来确保这一点。
稳定性为何对于体制如何重要?
一个体制的发展,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
第一个阶段是开创期。白手起家,一切体制的规则和制度,都有待建立,可以说是在废墟上建立大厦。
比如说建国初期,再比如说三中全会之后,以及历朝历代的开国时期,都是需要重新建立一套国家的制度。
这时候,需要官员和队伍必须具有一定创造力和干事创业的精神,而不是追求队伍稳定。
再比如说,三中全会之后,我们国家的经济等有关制度发生了巨大的转折,怎么开放?怎么搞市场经济?外资来了,怎么监管?等等问题,都是新的问题。
解决新的问题,开创新的事业,都需要这支队伍具有较强的创造力和干事创业精神。
所以,在这些时期,干部的选拔和任用,真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。只要你有能力,有专业水平,甚至能够“坐直升机”提拔。
比如说,在三中全会之后,国家改革需要大批的专业人才,很多大学里的老师,直接就到机关任领导,提拔都非常快。
很多领导,都是当时破格提拔起来的,年纪轻轻,就担任非常重要的岗位领导。
这时候,体制用人做事的标准,就是问题导向,谁有能力解决问题,就提拔重用谁。
第二个阶段,是稳定期。
当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初步建立,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,就逐步完善并进入稳定时期了。尤其是当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,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后,新的问题,新的现象比较少的时候,国家的制度与具体实际,能够比较好的契合起来。
在稳定时期,对于人才的使用,是比较僵化的,更加追求稳定。
具体来说,就是不以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为主要导向,主要看资历,资历老的先提拔。
选拔领导干部,也不以是否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为主要指标,也就是说,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,评价指标变得复杂,会引入很多次要的评价指标。
比如说,广大干部群众对你的意见,廉洁作风,能不能团结队伍,提拔你能不能有更少的反对声音,更有利于维护队伍的稳定等等。
为什么不把工作能力作为最为重要的指标呢?
很简单,因为国家进入了稳定时期后,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少了,解决问题的紧迫性不足,可以说进入了承平时期,或者是可以得过且过的时期。
这时候,体制主要的功能是维持现状,而不是改革。
维持现状,主要的方法就是照章办事,一切都依照规章制度来做事情,想象力、创造力、干事创业,反而成了事实上的贬义词。
比如说现在的很多欧洲的高度发达国家,社会经济的情况变化很小,国家的一系列制度也比较稳定,政府工作人员干任何事情,都是看相关法律怎么规定的,严格按照规定来做事情就行了。
so easy!
所以,如果你到了机关上班后,你觉得单位里死气沉沉,大家都按照某一种非常陈旧、不合时宜,甚至可笑的规则和方式在做事的时候,一定要收起自以为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,彻底摒弃内心想要开创新局面的这种欲望,老老实实按照前辈们的方式做事情即可。
在这种情况下,体制需要的是熟悉掌握机关做事情规则的人。首先要熟悉各个业务明面上的规章制度,遇到什么问题,都能够马上把相应的规定和制度拿出来作为依据。
其次,也是最为关键的是,要掌握和熟悉潜在的机关规则。
要熟悉和掌握明面和暗地里的潜规则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。就拿写稿子来说,没有三五年的锤炼,你根本写不出那种满篇全是正确废话的官样文章。
因此,体制此时需要的就是那种在机关工作好几年,熟悉业务,掌握规则,办事不脱离明面上、暗地里规则的小吏。
如果大家像在企业里一样,干半年一年就走,体制是无法培养起这样的人才的。所以,维持队伍的稳定性,极其重要。
第三个阶段,就是阵痛期和改革期。
每一个朝代,每一个国家,都会在整个生命过程的中,会不时遇到一些新问题,面临一些新挑战,导致现有的制度,与具体的实际不符合,无法解决现实问题。面临危机,也就必须要改革。
明朝在承平百余年后,经过土木堡之变、东南倭寇之后,积贫积弱,原有的制度体系已经完全不能维系国家了,于是有了张居正的改革。
雍正即位后,国家承平几十年,面临财政空乏的局面,在西北用兵掏空了国家,于是开始了摊丁入亩的财税改革。
同样的,在当前,我们也在不同的时期,面临不同的挑战和新问题,如果不能及时对现有的体制进行适当的改革,这些挑战和问题,就会成为巨大的风险。
比如说,我们40多年前改革开放,如果我们不能对原有的一系列国家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,就无法推进改革开放,也会遇到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比如说,1998年的机构改革,将很多行业管理部门撤掉,取消很多在经济上微观管理的审批,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影响,才能激发市场活力。
在当前,我们面临的这种新问题和改革的需求,是不平均的,对应的,对干部的选拔任用,方向也是有差别的。
现在的南方地区,江浙和广东,改革的浪潮不减,要干很多事情,创新很多东西,解决很多新问题,对干部的选拔和任用,就显得比较开放和不拘一格,个人的工作能力在考察中,占比较大的评价比重。
比如深圳要在金融和科技方面,实现更大的创新。广东要建立世界的科技创新中心,实现产业转型。这些都意味着他们面临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。他们需要更多的金融机关和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。
因此,深圳每年都会不限定户口,甚至对学历的要求都不会太高,面向全国遴选公务员,广东有的地区还试行聘用制的公务员。这些都是为了选任一些具有干事创业精神,有能力的干部。
再比如说,在公务员的考试过程中,南方地区的考察形式和方式,不断创新,更加贴近具体实际,避免套路化,就是为了尽可能地选任具有创新力和干事创业能力的人。
相反,在北方,在一些中西部落后地区,虽然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新挑战,比如说地方债务,经济转型失去方向,财政乏力等很多问题,但整个体制的氛围,是保守的,是得过且过,是混日子,是维持现状的。
基于此,整体的干部选拔和任用,还是继续原有那一套传统的方式,主要看资历,拼关系背景,对于工作能力的评价比重较低。
在公务员考试中,也比较传统和保守,题目、考察方式、评价指标,都显得比较保守和陈旧,缺乏足够的创新性。有的地方公务员报考还限定户籍,完全缺乏人才选用的开放态度。
当然了,并非说北方和中西部地区不会有阵痛和改革,而是改革需要两个重要的条件。一是问题和挑战到了火烧眉毛,影响生死的时候,这些地区的官员们,才会有这种紧迫感。
往往危机背后,就蕴含着下一步的改革。危机越大,改革的力度也越大。而北方和中西部地区,虽然艰难,但还能勉强过得下去。
二是整个地区的思想开放性和文化氛围。毫无疑问,南方和江南的社会思想更开放,官员相应也更有改革和创新的意识。
具有这种开放意识和观念,就会提前主动改革,而不是等到火烧眉毛才开始动手。反之,缺乏这种改革创新的意识,不到死到临头,是不会有改革的欲望的。
所以,我们可以看到,发达的江南地区和广东,很多基层岗位并没有限定五年服务期。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基层岗位往往比较好,收入较高。
但另一方面,也是因为这些地区,对于干部的稳定性的需求,没有那么强烈。从事业发展的需要看,他们反而会希望那些混日子,不思进取,没有干事创业精神的人,离开。
而广大的北方和中西部地区,一是没钱留住人,二是基于对队伍稳定性的需求,才非常生硬地规定五年服务期,有的地区甚至是八年的服务期。
主要目的,一是培养熟悉体制办事规则的人,二是把人锁死。毕竟经过五年八年的服务期,什么雄心壮志也磨平了。
基于此,对于那些新进入机关的小年轻们,切切要记住:要安分守己,老实本分地按照明里暗里的规则做事情,而不是动不动就像搞点别出心裁的奇思妙想。
另外,不要认为自己学历高,专业水平高,毕业于名校,工作能力强,就对那些熬资历、庸庸碌碌的的大叔大妈上位不满,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得到提拔和重用。
他们能够当领导,不是因为工作能力更强,而是资历更老,更了解和熟悉掌握明面上和暗地里的体制规则,具有更强大的力量支持。
在一个处于稳定期的体制内,你的那些创新和工作能力,不但没什么用武之地,没什么鸟用,甚至是这个稳定体制和原有规则的潜在破坏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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